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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全国人大代表王筱虹: 垃圾分类需做好后端配套, 不能又倒回一个桶里

作者: 时间:2020-05-20 点击数:

王筱虹认为,垃圾分类推广存在两个问题,首先是后端垃圾分类的配套措施需要提前做好,其次是要提升老百姓对垃圾分类的认知能力和信任度。

2020 年,是环境治理的关键一年,重点城市要基本建成垃圾分类处理系统,其他地级城市实现公共机构生活垃圾分类全覆盖。

作为长期从事环保领域研究的专业人士,全国人大代表、广州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王筱虹认为,垃圾分类推广存在两个问题,首先是后端垃圾分类的配套措施需要提前做好,其次是要提升老百姓对垃圾分类的认知能力和信任度。

王筱虹在接受 21 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,在垃圾分类的推广过程中,地方要加强宣传,同时需要做好解释,比如后端垃圾混合运输填埋,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?是不是前端分得出来,后端就处理得了?

垃圾分类的两大难题

《21 世纪》:2020 年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点年份,从全国范围来看,有什么重点和难点需要注意?

王筱虹:垃圾分类很早就开始试点了。以广州为例,2011 年发布了相应的垃圾分类规定,重新推进垃圾分类。设想挺好,规划也做了很多,但是当时我们发现垃圾分类有两个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是分类之后,后端的垃圾处理配套没有到位。我们当时看到的是,前端即使分好类,后端还是全部将垃圾混合存在一起,最后倒进垃圾填埋场。第二个问题是,高估了老百姓对垃圾分类的认知与判别能力。

基于这样的一个问题,在前端垃圾分类的方案上,我们反反复复地重新规划了很多遍,最终分成四类垃圾:可回收垃圾、厨余垃圾、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。这是基于很多城市试点之后,比较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,又便于老百姓操作的一个分类方法。

然而,需要了解的是,之前在垃圾分类的试点过程中,也有一些 " 后遗症 "。首先,早年很多城市垃圾分类试点政策出台,大家都很积极地去响应,但是后来发现在垃圾分类的后端过程中,又将垃圾集中在一个桶里。现在重新大规模推广垃圾分类时,阻力就会提升,因为大家的信任减弱了,面向居民的宣传解释也不够充分。

我们不能要求老百姓能对垃圾分类的好处有直观的感受,比如说垃圾分类带来的垃圾的减量,这些数据大家不会有太直观的认识。对老百姓更直观的是,自己辛苦分类好的垃圾最终又重新倒回到一个桶里。因此,在垃圾分类的推广过程中,地方必须要加强宣传和解释,比如后端垃圾混合运输填埋,这些问题解决了没有?是不是前端分得出来,后端就处理得了?

《21 世纪》:从广东来说,垃圾分类要做好的话,需要注意什么?

王筱虹:广东人有一个特点,就是过日子比较实在,很多家庭本身就在做物资回收,把一些相对高附加值的垃圾留下来,收集后卖掉获得一些收入。像我们家孩子的零花钱,就是通过每个月卖旧报纸后获得的。所以,在垃圾分类推进过程当中,一个关键是能不能把一些好的传统发挥出来,然后引导其与政府的垃圾分类方案对接。比如可回收物分类这一块,是不是可以结合原有的废品回收体系来进行运作?

另一块是需要让老百姓有信心,相信自身分类完的垃圾,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。在这里面,也存在着保洁人员、运输人员的培训问题,对他们来说,垃圾分类之后工作量增加了,以前可能两个垃圾桶就行,现在要分成 4 个桶来装。那么能否给他们工作上的一些补偿,我认为如果可以的话,也能让他们更认真地去做垃圾分类。

垃圾资源化利用要打通上下游

《21 世纪》:2020 年 " 无废城市 " 试点也在推进,无废城市的重点是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,如何实现这些目标?

王筱虹:所谓无废城市,包括做好生活垃圾源头分类,推进资源化利用,减少填埋等,这和我们早期说的循环经济的做法核心是一样的,只是换一个大家更容易理解的名称。但是,要将垃圾最大程度地资源化利用并不容易,考验着配套的技术和相应的产业链。如果这些不能到位,是做不好的。

比如,我问过环卫领域负责垃圾资源化设施的一个朋友,按理说只要是生物中能够降解的,都应该进入餐厨垃圾里面,但是按照现在的分类方法,比如大骨头不能分入餐厨垃圾里面,原因是什么?

其实就是因为后端处理所选用的技术,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将大骨头转为能够有效利用的有机物,从产业上来说降解时间过长,效率太低,因此现在的垃圾分类无法把大骨头纳入餐厨垃圾。

此外,垃圾资源化利用肯定是有商机的,但关键是两端的市场准入标准如何。比如说,餐厨垃圾处理完之后,是可以成为肥料或者饲料的,那么当这些垃圾重新变成资源之后,能不能跟另外一个市场的标准相对接?这取决于不同行业的门槛,这条上下游连接的线,需要理顺。

《21 世纪》:2020 年也是水污染治理的关键年份,以广东为例,提出今年要推动茅洲河、练江等重污染河流治理取得突破性进展,水污染治理上的难题和重点是什么?

王筱虹:广东针对黑臭水体的治理已经有好几年了,茅洲河、练江等重污染河流的治理,经过 2018 年、2019 年之后,水质有明显的改善,起码做到部分河段不臭。但是当我们去当地调研时,发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各部门所负责的工作进度不同步。

最简单是,比如污水处理厂盖起来了,送水的管网还没建好,那么污水厂发挥不了它的治理能力,这些问题是比较常见的。管网设施这一块,前面欠账太多,现在要重新补。

《21 世纪》:2020 年,也是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》的收官之年,但由于农村居住分散的特性,治理的难题较大,基础设施建设缺口仍存,要如何解决这一问题?

王筱虹:农村环境整治很早就做了,也投入了不少的资金,包括各地建设农村生活垃圾的处理点等基础设施,但是由于各种原因,很难保证每家每户都受益。

我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容易,可能需要交给城市化进程来解决,比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深,一些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也逐步配套好,一些农村也将重新做规划。做好农村环境整治,要逐步落实每一项工作,还要让当地的老百姓愿意接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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